或许,在这个不安的时代中,我们的诗人很多时候哑言了,是城市民谣,唱出了社会巨变中小人物的承担。而开始蓬勃的城市民谣,正来到商业的前沿,是他们在这个适当的时候唱出了另一种现实。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校园民谣落潮时就开始音乐生涯了,经过有意或无意的种植,数年或十数年的的自然蜕变,在分秒激变着的中国城市里,一个民谣群体想尽办法存活了下来。他们的音乐,也终于像野草一样顽强地生长起来。

今天,这个群体已经汇集了一众人马,截至目前,他们的作品与任何商业企图无染,而又呈现出城市民谣的所有典型形貌,这算是城市民谣的纯真年代。

浅说城市民谣存在的必然性
浅说城市民谣存在的必然性

然而,校园民谣和城市民谣的共同点,在于人文关怀。高晓松也好,万晓利也罢,不同的年代,总有称职的个体被选中来完成这样的接力。相对校园民谣,真正的城市民谣中,人文关怀的根子只会扎得更深。

首先,是民间元素的挖掘和应用。苏阳在海原找到“花儿王”马林生,杨一碰到歪嘴老农李生才,萧寒忙着在白山黑水之间搜寻满族的隔世遗音,万晓利也曾顺着河北方言的语音走向造出他独一无二的幽默和些许的批判。各地的民间音乐,作为本土的民谣元素,被这一代的民谣人有意识地尊崇,并拿来接在自己的血肉之躯上重新长起。

其次,在民间元素方面,论极至不是苏阳,而当属哈萨克乐队IZ和街头音乐家杨一。前者带来的哈萨克中世纪古歌,气质不输世界级的new age乐团,杨一的《掐蒜毫》《走西口》,光听声儿直似七八十岁的民间老艺人。

最后,个人诗意,是民谣这种音乐形式最擅长又最能体现人文精神的另一个部分(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摇滚)。张楚事实上是这一特点的第一个代表人物,只不过在那个年代,这样一个典型的民谣诗人却被包装成了摇滚明星。万晓利的歌具备了这个特点,但是单在诗意方面,还比不上周云蓬和李志。周云蓬,这个中文系毕业的盲歌手,不仅自己写得昏天黑地、诗歌不分,也把海子的诗直接拿来唱。而2006年民谣诗歌的荣耀,属于写出了《梵高先生》的南京人李志先生。

一直以来,民谣和底层民众的关系,是它人文性的最直接的证据,这一点在校园民谣中表现就不明显了。香港评论人廖伟棠说,在这个不安的时代中,我们的诗人哑言了,是城市民谣,唱出了社会巨变中小人物的承担。万晓利的歌里有杜甫诗的影子,杨一、胡吗个、李志都曾在自己的民谣中担负起“群、兴、怨”的职责。杨一的外号叫“杨白薯”,他的成名作《烤白薯》,写一个卖烤白薯的人走投无路的悲歌。摇滚北京音乐网。李志的《广场》,直接采样了社会纪实报道中的声音,把一桩这年代司空见惯的见死不救事件唱得毛骨悚然欲哭无泪。胡吗个的歌词有史诗般的气魄,要不是音乐性太差,就该是民谣中的经典。

浅说城市民谣存在的必然性
浅说城市民谣存在的必然性

然而,代言底层的歌会感动谁?也许能够并愿意接触到这些歌的,大部分是爱看杜甫诗的人,但在今年夏天上海浦东的民谣音乐节上,一曲“野孩子”乐队的《黄河谣》,把观众群里的民工们唱得不停拭泪又说明了什么?

时至今日,在几乎没有任何商业扶助情况下生长起来的中国城市民谣,在民间元素、个人诗意和底层代言三个方面完成了“原始积累”,获得了明确的特点和坚韧的生长基础。这一切不能不使人追忆起一个名字:小索,以及他的乐队“野孩子”。“野孩子”由小索、张诠1995年组建于甘肃兰州。他们的音乐,浓缩了这三个特点的雏形;他们2001年创立的河酒吧,在日后成为城市民谣的摇篮;他们不考虑商业,坚持过纯粹的音乐生活的态度,影响了一批民谣音乐人。虽然他们仅出过一张自筹资的唱片就因2004年小索的离世而解散,但却是今天城市民谣当之无愧的鼻祖。

可是他们的真正的意义在于,能够率先赋予城市民谣以大面积的优美旋律,从而把这种从来无志于商业的音乐推到商业的前沿。“好听”是一种酵素,“好听”使城市民谣里原本的朴素、真挚和人文关怀有机会呈现在更多人面前。

当然,还有当下最为追捧的郝云、赵雷、宋冬野和马頔等,他们都是在这个工业气息浓重的现实下也在抱着一把内心的吉他唱着。包括很多横空出世的选秀节目都在力推城市民谣。既然他们的城市民谣是受追捧和喜爱的,我们又何必寻根问底呢?大家觉得好就够了,不是吗?

所以,城市民谣是一座冰山,这几个歌手只是浮出水面的那一小部分。至于它的出现,能否改变流行音乐的格局,并不是首要问题,而纯真年代的城市民谣,一旦进入主流操作的层面,会否如校园民谣末期的模仿和迷失,才最让人担心。

既然是路总是要有人走的,无论结果是好是坏。我们都拭目以待……

以上文章来自大旗摇滚,该网站说以上文章来自互联网,哈哈哈哈,

作者

我们需要发展,中国摇滚文化需要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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